之前的我好比一棵未经管理枝桠繁茂的树，随心所欲，有用的没有用的枝叶一起疯长，尽管吸收了很多营养，长得杂乱无章，也并不茁壮。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位智者，他轻松挥舞“智慧”之剑，大刀阔斧为我修剪一番，从此我焕然一新，健康成长。尽人皆知，经过修剪的树木才有望成为可用之才。　

　　 ——题记

　　2010年刚来到朗措玛寺时，我还是个带着十足贪嗔痴习气的薄地凡夫，善说健谈是我的习气。在听闻上师开示后，法喜充满，时常举手谈心得，说感受。上师悲悯我是新弟子，一次次给我机会，充分满足了我的表现欲，随顺了我的习气，真是大快朵颐。

　　 2011年，在百日共修进行了四十天时，我欣然来到朗措玛寺。我一如既往地高谈阔论，每次话语冗长繁琐。智慧的上师改变了策略，不再随顺我的习气，经常在我要发言时，举起止语警示牌，以至于有一次我强烈争取只讲两分钟的机会，上师也断然拒绝。一时大快人心，令好多师兄见到我笑个不停，同时也悄悄告诫我说：上师真正的摄受开始了，准备领受猛厉加持吧……

　　起初，因为内心贪嗔痴的桎梏，对上师的此举并未完全理解……

　　直至一日重温了一则故事，才幡然领悟上师的密意，心中不觉暗暗慨叹上师善巧摄受的神奇。

　　故事主人公林肯，小时很穷，为了生计不得不乞讨。但他乞讨的方式与众不同，别的乞丐都是将碗放在地上，随便众人施舍，内心却是期盼众人舍得越多越好。而小小的林肯每次不多要，只收五角钱。倘若有人给了一元钱，他也要坚持非找回五角不可。此举令人甚觉新奇，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众人尽知。悲悯者有之，赞叹者有之，施舍者不可计数。更有新奇者故意远道绕转，为了看看这个可爱的孩子，从而很欢悦地施给他五角钱。

　　这个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从佛法的角度说，正应验了上师所言：越贪，福报离你越远，越是想得到，偏偏得不到；越是不贪，反而得到的越多。因果律中说，贪心的果报即是事与愿违。

　　不是吗？有的人带着一颗贪心，总希望别人给得越多越好，但往往适得其反，不但得不到他人的施舍，反而令见者生烦。俗话说：细水长流。小小的林肯每次只收五角钱是真正的智慧之举，虽然每次收得少，但对每个人来说也没有压力，你不贪心，不令人生厌烦，布施者也是快快乐乐与你结善缘，最后收获也并不少。之所以说智慧，一是被施者无贪心；二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替对方考虑，没有增加对方的压力。这样的结果，彼此双方均获利，施者圆满了布施功德，被施者也获得了满意的收获。

　　反省自己一意孤行、高谈阔论的行为，是严重的自私自利。百日共修人多，时间有限，我总是冗长啰嗦的夸夸其谈，一发言令人心烦在所难免。

　　当想明白了此理之后，我万分感恩根本上师尊对弟子的调伏，也下决心改变冗长啰嗦的发言，更多时候要替他人着想，是否会给他人的耳朵造成负担，这样他人听着无负担，也圆满了自己的心愿。从此事获得启迪，不仅仅是发言，无论做任何事都要首先学会换位思考，这样才能令双方欢悦，利他是快乐的因，真的是这样。上师说，去除贪心，才是圆满的布施度；去除对法的执着，才是圆满的法布施……

　　感恩上师！

　(文/妙缘度母)

佛像的故事——南北朝

由于当时佛教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得到了一批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的作用,佛教为充分发挥它那“为形象以教人”的作用，便不遗余力地借助绘画直观具体的感人形象，以作为它有力的宣传手段。这一时期大规模出现的佛教寺塔、石窟壁画和为数更多的佛教行像、卷轴画，其所画佛、菩萨像以及佛传图、佛本生故事图之类，莫不是为了宣扬佛陀的普渡众生、佛法无边广大。通过图画形象，使人们相信佛教教义，以期最终达到有如南朝宋文帝所说的“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指佛教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的目的。

西魏 狩猎图莫高窟第249窟

弥勒佛像

金刚佛坐像

刘保生造像

观音立像龛

陆探微(生卒年岁不详)，吴(今江苏苏州)人，活动时期是在刘宋文帝至明帝期间（公元四二四—四七一年），与云冈开窟时间（公元四六○年以後）约略相当。他对中国佛教绘画发展的主要贡献，是在更大程度上完成了由其师顾恺之开创的清癯秀朗佛教人物造型的风格化。张彦远说他笔下的人物“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这其实是那个时代审美理想有代表性的人物造型，以长脸细颈、清瘦体型为特征，爽利的清癯身躯闪烁着聪慧智巧之光，体现出对婉雅俊逸超脱洒落的心理追求。陆作佛画，移书法的用笔于画法，笔迹劲利如锥刀。行笔紧细，连绵相属，气脉不断，被称为“一笔画”。曾作《维摩图》、甘露寺壁画《菩萨》等。

张僧繇(生卒年岁不详)，南朝梁时吴(今江苏苏州)人。武帝天监(502-519)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任右军将军、吴兴太守。张僧繇是梁武帝时（公元五○二—五四九年）最活跃的画家。这时正是龙门石窟开凿，佛教美术在北魏盛行的时期。梁武帝爱好绘画、提倡佛教。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一乘寺用“天竺遗法”在寺门“遍画凹凸花”，“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该寺人称“凹凸寺”。(《建康实录》卷十七)似为一种注重光影、透视和立体感的画法。一生以佛教绘画创作为主，“善画塔庙，超越群工”，造型、画法融合中外。为中国画家中参用西法创作佛画第一人。天保初尝在江陵天皇寺柏堂画《卢舍那佛像》并孔子十哲，明帝异之，到北周武帝灭佛时，因有孔子像乃得保存。张氏笔法“笔才一二，像已应焉”(《历代名画记》卷七引张怀瓘语)，被称为“疏体”。

张僧繇有较高的写实能力。他曾爲梁武帝分封在各地的诸王子画像，据说“对之如面”。他画古今中外各种人物的相貌和服装，都很真实。他在金陵安乐寺画四白龙，未点眼睛，但有两条龙，当他在衆人的质问与请求下点了眼睛之後，须臾雷电交加，二龙破壁而去。他曾画过两个天竺（印度）僧人，後来经侯景之乱被拆散爲二卷。唐朝时候分散在两家收藏。收藏者竟然梦见天竺僧人来请求设法和他的失散的同伴合在一处。收藏者照著作了，自己患的疾病也痊愈了。润州兴国寺有鸠鸽栖息梁上，秽污了佛像，便由张僧繇在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鹞，都是侧首向檐外看，自此以後鸠鸽就不敢再来。

张僧繇作画很勤，被形容爲“手不释笔，俾昼作夜，未曾倦怠，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他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儿子善果、儒童也都善画，南北朝後期的画家多受他的影响。他创立了佛像绘画及雕刻中的“张家样”。

北齐曹仲达在诸画家中有特殊的地位。他以画“梵像”著名，他的画风在中国有较大的影响，在佛教雕塑和绘画中，都有“曹家样”之称，而爲唐朝四种最流行的样式之一。

南朝宋有陆绥(作《立释迦像》)，顾宝光(作《天竺僧像》)，谢灵运(在甘露寺天王堂外作《菩萨》壁画六幅)，袁倩(作《维摩诘变》)

南北朝时期大量附丽在寺塔上的著名壁画，如张僧繇在江陵天皇寺所画卢舍那佛像和孔子十弟子像等，其画迹早已随同建筑物荡然无存。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有较为僻远之地的石窟壁画，如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4～6世纪壁画、库车库木吐拉石窟5～6世纪壁画、甘肃敦煌莫高窟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壁画、永靖炳灵寺石窟东晋十六国时西秦壁画、天水麦积山石窟北魏壁画等。其中属于这一时期的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拉石窟壁画，其风格具有龟兹文化特色和中亚佛教美术影响。属于这一时期的莫高窟36个洞窟的壁画，满布于各窟的四壁及窟顶、塔柱各处，除掉少量纯装饰性的题材外，主要题材包括具有情节性构图的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还有大量的菩萨、飞天、伎乐人、药叉等的形象。情节性构图的画幅中,艺术性最高的如第254窟《萨□那太子舍身饲虎》、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第257窟《鹿王本生》、第290窟《佛传故事》等,构思构图都极具艺术匠心。莫高窟早期佛教壁画，在中国汉代绘画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较为明显的印度、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影响，显示了对外来画法的大胆吸收；而所画狩猎场景等，则又全然呈现出汉画趣味。在笔致、色调的运用上，北魏活泼厚重，西魏以后逐渐趋向文雅。

西魏供养菩萨 莫高窟285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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