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资县的张御史巡察云南时，某一天，三更半夜(即子时)独自一个人静坐，忽然有一位穿着赤色官袍的神人出现在他面前，说：“我是您的守钱神，等待您很久了!”

张御史问他：“我的钱财在那里?”

神人指着座位下面，张御史果然看见白金铺地，大概有一千两的样子。

张御史因此告诉守钱神说：“这么多金子，我怎么拿得动，您能把它们送到我家吗?”

守钱神回答：“不难!只要把籍贯和地址写在纸条焚化就行了。”

于是，张御史就写了一张字条，并且用火焚化。神人也就隐身不见了。

不久，张御史就回朝廷复命，在京城遇到一位同年考上进士的朋友拜托张御史推荐他出任某一官职，张御史硬向他索取二百两金子。

张御史回家后，夜晚又祈祷神人，守钱神来了，他只获得八百两金子。

张御史问守钱神：“为什么减少了二百两金子?”

守钱神回答：“你向同年朋友强索的金子，岂不是二百两吗?”

张御史听了大吃一惊，惭愧地道谢。

评：人爱好财利没有厌足，就是贪心太强的缘故。没想到表面增加，暗中却减少了，宛如江畔的沙洲，东边增高，西边也就降低了。凡是做官的人前世一定有功德，今世才有福禄，他脚跟所到之处，必有守钱神供给他。然而，为什么没听说三更半夜看见守钱神呢?

因为：一般人多半性急手痒，遇到钱财，立即拼命捞取。例如张御史勒索同年考上进士者的钱，不必等到回朝廷复命之后。况且他所索取的又绝不只两百两金子或一千两金子而已，如果他的福禄已经光了，那么守钱神又何必以赤手空言相见于灯烛之下呢?

从前，李景让的母亲很早守寡而且十分贫穷，她曾经掘地得到数斛(一斛等于五斗)金子。她拜祷上苍说：「老天爷因为先夫的余庆，怜悯我们母子贫苦，所以赐这些金子。如果这样，我宁愿孤儿们学问有成，而不愿意领取这些金子!」后来，李景让他们兄弟果然都显贵。

再者，范仲淹(文正公)年轻时也极贫穷，他在寺院读书时曾经发现地中所埋的金子而不愿取。后来，他当了宰相，有人求他出钱建造寺院，他要挖出从前埋在地下的金子来布施，没想到金子却不见了，只有一张纸条上面详细写着他历任官职的薪饷和收入，跟金子的数量与价值完全相同。

由此可知：贪婪和廉洁的人所能获得钱财，都无法超过命中份内应得的数目。清廉的人较迟得到手，贪婪的人较快得到手。他们所得的钱财和原来一样，只是造罪和福德有天壤之别罢了。我们应该选择那一条路呢?

中国佛教史概说：第六章隋之佛教国家之统一与佛教第七节房山石经

中国佛教史概说：第六章 隋之佛教 国家之统一与佛教 第七节 房山石经

　　虽然，在隋代之前，北响堂山的石窟内，已有北齐唐邕的发愿，刻了他的发愿文和《文殊般若经》、《弥勒成佛经》的石经，南响堂山也刻有《华严经》、《般若经》等的经文，另在山西省太原附近的风峪，亦刻有《华严经》的石经，河南省武安县的鼓山、山东省泰山中腹的经石峪，也有石经的遗存，但是，规模最大的，则为河北省房山县(北京西南)西部的石经山(原名白带山)之《大藏经》石刻。在此山下有隋代静琬创建的云居寺，房山石经，也是因他忧心于末法时代的佛经废灭，故自隋炀帝大业年间(西元六○五─六一六年)迄唐太宗贞观十三年(西元六三九年)迁化为止，经营了七个石室，于其四壁以及石碑，继续不断地刻上经文之后，予以封藏起来。此后，这一刻经事业，仍在继续进行，特别是唐玄宗开元十八年(西元七三○年)，由于唐睿宗的第九女金仙公主的奏请支援而获得进展。再历辽、金、元各朝约七百五十年间的断续进行此一大业，现在已有九个石室。又有宝山(河南省)石窟的石经，称为「宝山石经」，系由北齐至隋朝的名僧灵裕之发愿而成。他因亲身体验到了北周武帝的废佛，祈愿法宝之久住，遂于隋文帝开皇九年(西元五八九年)，开凿了这个大住宝窟，窟中刻造卢舍那佛、弥陀、弥勒之三尊，以及其他三十五佛和七佛等像，复于石窟的内外壁面，刻上了《胜鬘经》、《涅槃经》、《法华经》，以及其他如《大集月藏经》的〈法灭尽品〉等的经文。

　　凡此末法当来的意识和令法久住的精神产生，可知系由于废佛运动的相继，尤其是身历北周武帝灭佛惨状之后的佛教徒们，从内心发出了如此的悲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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