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文化交流其实质就是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

　　我是佛教徒。大家知道，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降生在迦毗罗卫，他的主要活动都在印度。我国的佛教经籍，都是从印度直接或间接传过来的。我们曾经作过统计，自从我国东汉末年，一直到南北朝初年的二百六七十年间，就有著名的译经法师十二人是印度人。南北朝隋唐时朋则更多了。在我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四大翻译家，其中三人与印度有密切关系。如鸠摩罗什，虽出生於西域龟兹，而与印度关系密切，真谛是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其後从扶南国(即东埔寨)到中国的。玄奘虽是中国人，而曾在印度游学了十七年。

　　公元前一世纪中，佛教就已从印度传入我国新疆地区。首先从迦湿弥罗传至于阗，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方也陆续传入了印度的佛教。

　　公元七世纪间，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西藏地区。由於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来藏，大弘中观、律学，密教形成了西藏前弘期佛教的盛况。公元十世纪末，又有印度僧入作信铠、佛护、慧护、阿底峡等入藏，广译经典，促成了西藏後弘期佛教的隆盛。

　　除了印度东来弘法的高僧，还有中国西行求法的高僧。

　　我国最早西行求法的，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但他只是到了我国新疆于阗，没有到印度。西行求法运动的兴起，是在我国束晋时期，其中以法显的影响尤为大。法显於荣晋隆安三年(三九九年)和同学慧景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往天竺寻求戒律，阅时十一年，经过三十余国，最後从斯里兰卡经南海回国。籼法显同时的还有智严、宝云、智猛，昙纂等人。唐代玄奘法师西行求经，在我国是尽入皆知的。

　　在我国唐代，中印交通往来，有三条路线：一是由长安经青海，贯通西藏，至尼泊尔。再往印度，是为东道；一是经新疆和于阗等天山南路，越葱岭，过大雪山，入印度，为中道，一是经库车等天山北路，越葱岭北面，进入印度，为北道。此外，还有从云南经缅甸往印度的陆行路线，以及由广州经南海诸国，过新加坡海峡往印度的海行路线。古代中印高僧，不论东来传法或西行求法，从陡路行，要经过冰天雪地，穿越广大沙漠地带，从海路行，要经过汪洋大海，涉历惊涛骇浪。他们都是“忘形殉道，委命弘法”。正如唐代义净法师说的：“晋宋齐梁陈隋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後者须知前者虽。路远极天唯乌道，沙河遮日力疲殚，後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中国的佛教，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在中国，虽然也有发展创新，但总归渊源於印度，如出家比丘，都要受戒，而最先到我国来传授戒律的，是魏嘉平二年(二五〇年)来华的，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我国的禅宗，就是梁普通年中(五二〇－五二六年)南天竺菩提达摩最初传来的，因此，我国的禅宗以菩提达摩为初祖。我国天台宗的正依经典《法华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华严宗的正依经典《华严经》，其第一译是北天竺人佛驮跋陀罗翻译的，三论宗韵正依论著《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的作者龙树提婆是印度人，唯识宗的正依论著《瑜伽师地论》、《唯识论》等的作者无著、 世亲也是印度人。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中印两国人民在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已经谱写出光辉的篇章，是永远值得歌颂的。我们中国佛教徒，永远不会忘记印度佛教与我国佛教的渊源关系。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舫法师：佛学:中国文化血液中最哲学的分子

　　佛学，大家都知道是深奥的，而且他有三藏法宝，茫茫如海，很难去了解。虽然，概括约有三种：(一)教人为善，此为初步佛学，以因果轮回为理论，以五戒十善法为规律，以改造现实人生为目的。(二)出世解脱，此为佛家一主要思想，以万事无常转变生死痛苦为理论，以无我﹑缘生﹑苦空为方法，以证得无为自在为目的。为达此目的，必须厌恶世欲，多重自修，故说为出世，以目的在脱离人世痛苦，故曰解脱，其实是自修。(三)舍己救世，这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此与第一点相合，不过方法进步，心量广大而已。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史，我们可大概分为三个阶段：(一)秦汉以前是本位文化。(二)秦汉以后，直到明清，是中印文化合流时期，也就是中国文化第一次吸收新血液而变质的时期。(三)明清到现在是第二次变质，吸收外来文化，即是中西文化合流时期。若再分析，即有下面的七期：(一)从三皇到老子以前，是中国文化胚胎时期。(二)经老孔到秦汉是本位文化长成期，也为道学盛行期。(三)从两汉至两晋是儒学盛行期。(四)从两晋至隋朝以前是道教复兴期。(五)隋唐是佛学极盛期。(六)宋元明是佛儒混合期。亦为三教和合期。(七)清末至今，为中西文化合流期。如此分析是为易于明了其每一时期都有其“生” “住”“异”“变”的不同现象。

　　下面概说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中国文化，应以儒释道三家之说为总本，而又以道家为心肝，儒家为骨干，佛学为配合。中国人的宇宙观是易经老庄为代表，伦理社会观是以礼记孔孟之说为代表，佛家明因果轮回﹑众缘唯心的道理与儒道相辅而行。根据历史说：则有周文王之重礼，春秋战国之诸子哲学，汉的训诂学和词章学，此即所谓“汉学”。六朝的散文，唐代文治武功的诗文和佛学，宋朝的词和理学，此即所谓宋学。元朝的曲﹑明朝的戏剧﹑清代的考据，这些都是代表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特点。再以精神论，中国文化亘五千年以信，义，和，平，忠，孝，诚，敬八字为全部文化所寄所系。

　　一﹑ 六朝玄学与儒学

　　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异说纷纭，通常皆谓汉明帝时始传佛法，其实中印商务的接触，始于秦代，故佛教之来，在明帝前，已为史家公认。在东汉时，佛教开始流行，初与道家文化相结合，依附道教弘传，故有佛道之争﹑老子化胡之说。自桓灵帝(纪元148-171)时，安世高与支谶等自西域东来译经，佛学渐盛，不过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中国古代文化以道家为本，在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特盛，“方术与玄学，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士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以故般若学与老庄学相近。佛教到两晋时，其势大盛，西域大师接踵而来，中国寺僧，渐具规模。般若之学大行，谈玄说妙，大有超老庄之势。社会名士，帝王贵臣，多有慕佛学者。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真是“前无古人”。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时北方世乱，道安高足慧远隐居匡庐，研究般若﹑毘昙，提倡弥陀净土，一时名贤大集，成为江南佛法之重镇。后有真谛之译唯识诸论，罗什法显等又译十诵﹑五分﹑四分等律。诸宗经论于是大备。佛教在此两晋至南北朝时代，当然与它主人儒道相交甚笃，从汉迄宋之“三教统一”呼声甚嚣尘上，道家﹑释家﹑儒家都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或说儒佛一致，或说道内儒外，或说佛内儒外，或说佛道同体用别，或说“三教一体”，我虽然不主张此种说法，由此亦可见三教的相融，而佛教已深入中国文化的血管了。

　　二﹑ 隋唐文艺与佛学

　　佛学到了隋唐已达其开花结果的全盛期，在学术史上说，唐朝的佛学特盛，其实唐代的艺术和文治武功，无一不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在佛学方面有大乘八宗的建立，玄奘义净归国及印僧之来都，见重于帝王，奉诏译经，大量介绍印度大乘佛学，义学之士，广事着疏，势力甚盛。印度文化所给予于中国的影响并不仅如普通所想象的，只限于宗教，它所影响于宗教外，在文学﹑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剧等方面，都有显着的伟大影响。(汉学师承记)，此外，音韵学﹑目录学﹑俗文学，或变文等，亦无一不受佛学的影响。

　　三﹑ 宋明理学与禅宗

　　佛学在赵宋时，亦极鼎盛，特别是禅宗。“宋代释家以禅宗为最发达，故宋儒即以禅宗代表释家。他们说释家的不是多说是禅理的不是。”(宋元学案)印度文化，其在思想方面，给予“宋学派”以新的刺激与新的题材，“宋学派”所以产生，一方面固由于训诂学末流的反动，一方面实被佛学的“本体论”所引起。宋儒虽表面说是承继孔孟的道统，其骨子里并不然，孔孟讲伦理社会，宋儒讲养理气，这理气的功夫便是偷了佛学的禅功。历史上记载的禅宗和宋明理学先生往来的很多，而且很密切，不能一一引述了。

　　由以上的观察，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史，佛学未来以前是本位的文化，佛学输入以后是中印文化的合流，亦即第一次的变质。经两晋而唐宋，佛学已成为中国文化的血液，亦即为本位文化的一种，这是无法否认的。明清到现在，中国接受西洋文化，是中西文化的交流起了第二次变化。西洋文化之东渐，首以耶教为先驱，继之以科学，但它还没有佛学影响中国文化那么深湛，也许时间太短的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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