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作自受
佛在《百业经》中开示我们：一切善恶业果不会成熟于地、水、火、风四大之上，只会成熟在自己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之上。所以我们如今在身心、环境上所感受的一切果报，都必源于自己往昔所造的善恶业，并非神灵、强权或自然力等他法加诸于自己的身心之上;而如今自作的一切，也必将于今生、来生或者遥远的未来世，在自己的生理、心理、所处的环境上成熟它的果报。
基于以上自作自受之理，我们应该明白惟有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未来的果报取决于自己现在的所作，前途和命运只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就看我们如何运用自己的人生来实现生命的价值。
所谓的自爱、自立、自尊，就是在生命的每时每刻，对自己的所思所言所行，都负有责任感，这样才会一生无悔，迎来光明的未来。
二、苦乐法则
天边无际的众生，由于自爱的本能，无不希求安乐、逃避痛苦，即便我们觉得微不足道的蚊蚁，也是日日都在寻求安乐。
然而大多数的众生不明苦乐的法则，不知苦乐的来源，所以无缘踏上安乐的正道。
他们往往背道而驰，想求得安乐却未曾种下乐因，想远离痛苦却处处制造苦因，如是而行怎么能离苦得乐呢?其实苦乐的根源只在我们的心、我们所造的业。
每当我们生起善心、说爱语或者帮助他人的时候，总会内心充满欢喜;
每当我们生起恶心、说粗语、损害他人的时候，总会觉得内心难过、压抑。
这是人所皆知的浅近常识，它就发生在我们的内心当下。
而苦乐的范畴远不止此，凡是一切适悦人心的感受都称为乐受，一切使人心不适悦的感受都称为苦受，它包括外境、身体、心理所引起，发生在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时处的感受。
关于这一切苦乐感受的来源，成道的圣人比我们见得远为深广彻底，无数的佛菩萨都觉悟到宇宙中有一条永恒的法则，巨细无遗地贯穿于万事万法中。
三、因微果著
佛陀时代，迦维罗卫国与舍卫国之间有一棵大树，叫尼俱类树，高二十里，枝叶散布，方圆覆盖六十里。树结果实常有数千万斛之多，味美香甜，果实成熟自然堕地。
一天，佛见比丘在树下拾果，就对阿难说：“天下万物都各自有往昔的因缘，人们修福，就象这树，先是从一棵种子开始，以后逐渐生长，最终的果实却会多得无量。”
业的规律就是如此：即使是很微小的善业，也能感发极大的乐果;即使是很微小的恶业，也能感发极大的苦果。
在自然界中，诸如桃李等的小小果核，能长出无量的桃李果实，与此外因果相比，内心因果的以小感大，更是极为明显。
通过这些因果的事实，我们知道果报酬因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等量还报，往往会增至许多倍来酬还。
由此我们应知微细的善恶业，如影随形，将会出生广大的苦乐。因而对于微小的善业也应励力行持，勿以善小而不为;对于微小的恶业，也应励力断除，勿以恶小而为之。
四、未作不遇
俗话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豆绝对不会长瓜。如是因才感得如是之果。如果没有修集能感苦乐的正因之业，就决不可能感受相应的苦乐果报。
我们想要秋收果实，必须在春天播下它的种子，中间细心护理：浇灌、施肥，加上自然方面的助缘：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土壤肥沃，这样因缘具足，时节一到自然就能收获成熟圆满的果实。
如果上述的必要条件不够圆满或者不能具足，那么结果必有相应的缺陷，或者不可能产生。
世上的一切所求，都不可能凭空从天而降，自有它产生的因和缘。所以真正明白因果规律的人，就会按照因果的规律来积极地创造自己的命运。
五、已作不失
佛说：“纵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我们已造作的善与不善的业，必定会感受苦乐的果报，善恶的业力不会因为时空的转换，而无缘无故地减弱或者消失。
虽然业力的成熟有快慢的不同，有的现前感受，有的需要经历漫长的时劫，等到因缘聚合才会受果，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没有任何一种业会被时间、水、火等外法所毁灭。
就象智悲光尊者所比喻的那样：“高空飞翔金翅鸟，虽暂不见身影现，然与其身无离合，因缘聚合定现前。”
所以我们所造的一切善恶业，虽然暂时没有显现果报，但这些最终不可能不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一旦业力成熟，即使是断除业障的圣者也要感受自己的业果，何况我们凡夫?
我们往昔所造的一切恶业，如果没有以对治力忏悔，那么在今生与来世乃至千万劫后终将感受其苦果，在未成熟之前，绝不可能自动消失。反之，往昔一切的善根如果未被邪见、嗔心等摧毁，也必将次第成熟乐果。
因果是佛教对中国的最大影响王志远
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并且与儒、道等思想文化互相作用，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王志远教授认为，佛教的众生平等与儒家的“仁”的精神共同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佛教思想中的“因果”二字更是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所不可避免的重要存在。同时，王志远教授为我们梳理了佛教在中国的四个传承，揭示了中国作为佛教第二故乡在佛教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12年。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佛教在中国的传承
佛教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1998年，我担任“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的秘书长，有关部门在纪念活动的批示上加了四个字——“隆重热烈”，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重视。这种重视其实也反映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看法，我们已经把佛教看成是自己的宗教、文化了。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年间，博士弟子秦景先(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为佛教初传标志。至今，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12年。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南亚、东南亚地区有从印度传出的南传佛教，但是无论从数量、规模、典籍的保存等各方面来说都没法和中国相比。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佛教在中国发展并向越南、日本、韩国延伸，形成整个东亚大的佛教文化圈。并且早期从日本，现在又从中国向欧洲、美洲传播，所传的佛教都是以中国为主。
中国的佛教还有着特别丰富的内容，从佛教历史上看产生了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大部分是上座部佛教，云南西双版纳也属上座部佛教，过去我们称之为“小乘佛教”)、汉传佛教(又称为“大乘佛教”)、藏传佛教(西藏、蒙古地区，过去称为“蒙藏佛教”)。因此，中国佛教具有四大语系：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蒙古语系。按照最新观点，我们以具有《大藏经》为标准，将佛教分为六个语系。除了梵语、满语之外，其他比较活跃的四个语系，汉传、藏传、南传、北传佛教，其传承都在中国的大地上。
过去的概念里没有把汉传佛教与北传佛教进行区隔。在近期举行的“蒙古佛教高层文化论坛”上，我们世界宗教研究所提出观点认为蒙藏佛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蒙古族对佛教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与西藏相比，有很大的独立性。蒙古佛教有自己独立的经典，蒙古语的经典《丹珠尔》《甘珠尔》就是蒙古文《大藏经》，而且有自己的传承，有自己的呼图克图——活佛。
从内蒙古到蒙古，再到俄罗斯的几个共和国，已经形成很大的用蒙古语传播的佛教，把这些笼统地概括为藏传佛教，现在看来概念上是有缺陷的。
过去把蒙藏佛教称为“喇嘛教”，“喇嘛教”在涵盖面上很清楚，但用词不科学，相当于以“和尚教”代称佛教，是不合适的。我的老师任继愈先生在改革开放后撰写《中国佛教史》时用“藏传佛教”替代了“喇嘛教”的称呼。不过近几年来，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藏传佛教”的说法使人看不清来龙去脉，使蒙古这么大的一个区域、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传承湮灭在“藏传佛教”的概念里，而“藏传佛教”则被等同于“藏族佛教”。
我们现在确定语系的前提是有独立的《大藏经》，蒙古族有对《大藏经》的全部翻译和整理，甚至在汉语本里已经散佚的，在蒙语本中还有保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在学术上对一个客观的历史状态做描述。
认识到佛教在中国的四个传承，有助于全面、真实地认识历史。从中亦可见，佛教对中国文化有着全面、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众生平等的博大精神
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中自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实，儒、道、佛以及其他文化又是相互影响，合为整体的，需要我们去有机地继承。
如果把人生中需要的传统文化比做一个房子，那么儒家是这个房子的大门，其他诸子百家都是窗户，其中两个大的窗户就是道和佛。没有窗户，房子会显得闷；没有大门，就没有可进出的“道”了。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形成一个体系，就是影响中国人思想的传统文化。
但是，中国人从来都分得清主从、本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直到现在，中国仍以“三省”来评价一个人。古代把读书人称为“儒生”，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儒生”就是狭隘地只指儒家，只看儒家的书，而是博览群书、读遍各家的。例如受儒家教育的人在商场、战场会很自然地应用兵家思想，而在生活中又秉承佛道精神，这在中国是极其正常而普遍的现象。
拘泥于孔孟学说，甚至其中很小一部分的“迂儒”才是狭窄而不全面地看儒家学说。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就有人纠字眼说“人”“众”指的是士人。其实，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亲亲仁仁”，只不过这个“亲”和“仁”不是毫无差别的。这是实事求是的，人不可能达到对所有人一样的爱，因此，礼有差等，爱有亲疏，这是客观的、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从儒家的很多观点来看，儒家是人生的哲学、人间的哲学，是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的，非常抽象的，脱离了人们生活的哲学。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社会之中，儒学还是会成为很有教益的指南。这个指南不一定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给儒学作了补充，并且吸收了儒学的基本思想。比如孝顺，佛教在印度有这个因素，有对父母的情感，但是不突出，加上早期佛教讲究“灰身灭智”，不太强调家庭关系。进入中国之后，出家则是大孝，在家是小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为历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众生为父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是把儒的仁爱精神扩大了。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大家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这个扩展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古代虽然不讲“环保”这个概念，但中国人对鸟兽、对生灵都是很珍惜的。
佛教的某些思想也曾被认为是迷信落后，我认为，脱离历史条件，以某一时期的科技发展来盲目地批判历史是不对的。例如轮回思想，就有其积极意义。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但现实生活并不全是这样，无法兑现的时候，人们积善的信心就可能动摇了。佛教提出业报轮回的观念，与先前的思想区别在于：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引发和造成的，由他本人承担。父母这一代做的好事是由父母自己在来生得到回应，儿女自己带来的后果受到“恶报”，也跟父母无关。这样就从一个整体家族的互相责任，归结到每个人要对社会负责任。
轮回观念在两个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一个方面是让人们有信心，做一个好人，此生不能做完的，来世还可以继续未尽的事业，这就是“死而不已”。所以，佛教在历史上是给人们带来期望的，哪怕最苦难的时候，还有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对那些志士仁人而言。另一方面，轮回观念对遏止人们做坏事有很大的作用，就像一个无形的警察要求人自律。除了道德说教、教育以外，自律在古代中国最有效的就是佛教的轮回观念所带来的。做了恶事要负责任，就是本人要受到报应，这是很让一些人的灵魂战栗的。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儒家的忠孝与佛家的因果
儒家礼乐文化是现实的陶冶。礼主差等，分上下尊卑，但是过分讲究尊卑就会导致对立，因此，乐主和谐。通过两套不同制度，礼乐在古代既保持了秩序又保持了和谐的亲情。
佛教同样有类似的思想。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但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平均主义，只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在成佛的道路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造业，包括善业、恶业、不善不恶业，会有相应结果，因此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虽然福报不同，但是佛教要求每一个人并不去埋怨别人，而是追问、叩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福报，从而经过努力去得到，因为福报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来到自己身边的。佛教既让人们有一种取得平等的希望、尊严，又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永远的攀比和无尽的埋怨。攀比只能带来烦恼，用现在的话说是幸福指数上不去，这实际上是主观因素，用儒家的话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我曾与河北柏林寺方丈净慧长老谈天，说到儒家和佛家两大思想派别对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贡献，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的两个字是“忠孝”，以孝为本，移孝作忠。普遍来看，中国人在交朋友时会不知不觉地考察其是否孝顺父母，假如风闻其不孝顺，就会逐渐疏远。孝成为最起码的做人准则。而一个孝顺的人必然会对朋友忠、对事业忠、对国家忠。儒家理论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即“忠孝”。
佛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则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后的小说，无论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还是《三言二拍》等等著作，甚至戏曲，无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因果相应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说，纠正不相应的因果，才能达到平衡与和谐，浮躁也就减少了。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佛教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变，上个世纪以来，佛教始终没有作为一个健康的、主动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之下，人们认识到中国佛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新加以重视。佛教得到了发展与转变的一个契机。
现在离辛亥革命已经整整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佛教的服务对象和自身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封建时代，佛教服务于帝王、贵族，佛教徒本人就是臣民。辛亥革命之后，所有中国人变成平等的公民，不再有天子与臣民之分。佛教徒作为独立的人，需要为现代社会作贡献。佛教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可是这个转变没有完成，公民佛教，或者说完善的平民佛教并没有如期到来。我们需要像释迦牟尼遍游各地、讲经弘法一样，请佛走下神坛，从社会中来，走回到社会中去。
佛教应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导师、心理辅导师、人生引导者。目前这个转变过程还只是刚刚在进行中，还有相当的一个进程。但是公民佛教的到来是必然的。
近年来，僧人出现青年化趋势，和社会的距离越来越拉近，数十位乃至上百位年轻僧人在全国各地讲经说法，受到了一定民众的喜爱。他们用现代语言进行演讲，将经典、古文以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带动佛教走出经典、走出寺院，蜕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佛教。而在这群年轻僧人之中，也将会涌现出一些大师。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