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古代文学居士的别号
作者：申明秀
先谈别号的来历。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白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号主要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
再说居士的由来。据说，释迦牟尼在鹿野苑附近传教时，婆罗奈城的一位长者——俱梨迦的儿子耶舍，因厌倦奢侈豪华的生活，深夜逃到鹿野苑，请求释迦牟尼帮他解脱苦恼。释迦牟尼听到耶舍的苦恼与自己当太子的时候相似，都是厌倦现在的生活，就十分同情，将他收为弟子。而这时，耶舍的父亲——俱梨迦寻找儿子到了佛陀处，佛陀向他讲了佛理：富贵并不可靠，人生最宝贵的是觉悟。俱梨迦受了佛的启示，也想出家，但又恐家业又无人管理。佛陀教导说，信仰佛法不必一定出家。于是便收俱梨迦为第一个在家的佛弟子，称为优婆塞，就是指居家修道的居士。
“居士”一词，也非佛教的专有，在中国的《礼记》中就已有了“居士锦带”一语，那是指的为道为艺的处士，含有隐士的意义。在《韩非子》一书中，亦谓有任柔柔矞、华仕等居士，皆指颇有道艺而不求仕宦之处士。我国与日本多不依经律所说之本意，而泛称有道之处士为居士。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道教修行之人也自称居士，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喜欢以“某某居士”为号，于是在别号“家族”中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居士一族”，其中以文学闻名于世的居士尤为显赫。
古代佞佛的文人雅士的别号固然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归结起来，会发现其取名有一些共同的倾向。不少别号由诗人居住地的地名而来，如淮海居士——秦观(北宋词人)、石湖居士——范成大(南宋诗人)、于湖居士——张孝祥(南宋词人)、温陵居士——李贽(明文学家)等，有的从诗人住地寺庙的名字而来，如香山居士——白居易(唐代大诗人)、茶山居士——曾畿(南宋诗人)等，也有的别号由诗人居住环境中某一景观而来，如东坡居士——苏轼(北宋文学家)、随园居士——袁枚(清文学家)、遵岩居士——王慎中(明散文家)、柳泉居士——蒲松龄(清文学家)等，也有直接取材于佛教的别号，如青莲居士——李白(唐代大诗人)、清真居士——周邦彦(北宋词人)、无相居士——宋濂(明画家)等。
大多文学居士的别号大都是在中年后甚至晚年才取或改的，这是跟他们人生的经历相吻合的，一般文人雅士愈到晚年愈是虔心事佛，一是因为已从仕途上退了下来，而有宽裕时间学佛；二是大半辈子的人生阅历也使他们心灵圆熟，自然投向博大的佛教，诗佛王维的名句“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所言正是。一般文学居士取别号的时候也比较简单、随意，如上所述，或以居住的地名，或以住处景观，或直接来自佛教，但也有些别号比较特别，颇有一番来历。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本来自号“醉翁”，晚年又改“六一居士”，并为此特作《六一居士传》一文作解：“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又如明代画家、文学家唐寅自号“六如居士”，就是出自《金刚经》中有名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再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生逢乱世，屡遭打击，’她盼望局势平稳、生活安定，因而，她为自己的住处题名为“易安室”，并自号为“易安居士”。
中国古代大多著名的诗人、文学家都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居士文学在中国古典文学大花园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应倍受关注。
宗教对音乐产业发展的助推宗教对音乐产业发展的助推
作者：张志鹏
在创意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音乐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在德国，文化创意产业年产值约1250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07万亿），其中的10％来自于有关音乐演出、无线音乐、MP3下载以及其他音乐衍生品。音乐产业的发展还会带动餐饮、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音乐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类对音乐艺术的探索和发展。在音乐艺术产生、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宗教活动不仅保存、提升和创新了音乐艺术，而且为音乐产业的兴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首先，宗教对音乐的广泛应用促进了音乐艺术的繁荣。几乎所有宗教都非常重视利用音乐来宣传教义的核心思想和完成宗教的仪式活动，同时，还强调通过音乐来净化人的心灵。
在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的助推下，音乐艺术得到了不断的创新和繁荣。例如，古老的道教音乐是出于对道教诸神的崇敬，对道教教义的崇信，对道教教规的崇尚而产生的，主要用于颂赞神仙、祈福禳灾、超度亡灵和修持养炼。道教音乐在美学思想上反映了道教追求长生久视和清静无为，既出世又入世的根本宗旨。道教音乐在风格上多追求庄重、肃穆的情调，以配合宗教仪式特定氛围的需要。从内容上来看，道教音乐由声乐和器乐两部分组成，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独唱、齐唱、独奏、合奏、伴奏等，各种曲式搭配，贯通于整个法事活动。道教音乐中的器乐，也几乎包括了所有汉民族乐器。近代道教音乐，基本上承袭了明代以来的音乐传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遗产之一，为我国音乐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
其次，宗教活动促进了传统音乐文化的保留和传播。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民间音乐往往成为宗教音乐的“活水源头”，同时，宗教活动也促进了这些民间传统音乐文化的保留和广泛传播。例如，公元前后，天竺（今印度）的佛教音乐甚盛，后随佛教传入我国，在当时被称为梵呗。佛教音乐渗透在我国传统音乐中，不仅对我国民间说唱音乐、音韵学、乐律、音阶以及字谱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它还吸收和保留了我国民间音乐的大量元素。在实践中，僧人们的梵呗唱腔有安徽黄梅戏调、越剧调、江苏小调、浙江一带的小调等多种。
伊斯兰教的音乐也保留了多个民族和地区的音乐文化。日本著名的比较音乐学者岸边成雄在其所著的《伊斯兰音乐》一书中认为，伊斯兰音乐的起源包括阿拉伯沙漠地带固有的原始音乐、波斯音乐、希腊音乐以及印度音乐4个部分。伊斯兰音乐对我国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都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对中原地区的音乐和我国回族的音乐也有一定影响。
最后，宗教深刻地影响了现代音乐系统的多样化发展。以唱歌方式赞美上帝是基督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表现形式在发展中有着重大变化。最初，这些赞美上帝的歌曲是用乐器伴奏的。到了中世纪，在基督教会的歌曲伴奏中，除管风琴外，一切乐器都被禁止使用。8世纪以后，格列高利素歌成为西方基督教会歌曲的最高准则。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也促成了基督教音乐的改革。在民间音乐的影响下，马丁·路德创制了全体会众用本民族语言（德语）演唱的众赞歌，取代了格列高利素歌的地位，并成为康塔塔、受难曲、清唱剧等戏剧性宗教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了今天的西方音乐。
在创意经济的今天，宗教音乐本身也在持续地发展创新之中。例如，一些宗教音乐改变了严肃、单调的模式，选择流行化的演唱伴奏方式，以吸引较年轻的信仰族群，还有一些宗教组织开始利用新的音乐营销和推广模式发展宗教。2009年，我国音乐产值仅约26亿元人民币，借鉴宗教音乐资源来发展音乐产业未尝不是一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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