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重在令其“生”，若不如此，何苦劳命伤财？要避免“功德未增而罪业先生”的无知过患，尽心尽责。

应远离以数量标榜的心态和行为，也应避免以数量定目标的形而上学的做法。开着卡车到养殖场捕捞或预订的“惊扰众生”行为，既不会对市场杀业有任何的减少或影响，也不能保障放生物在新的放生环境内不会被捕杀，只是徒增了社会人士的反感和信众资金的浪费。如果放生环境不能让被放生的生物得以生存，则无异与制造“万人坑”，若为求数量功德而放生，这——能有功德可谈吗？什么人见到大量翻白的这些放生物的照片，都会感慨：“罪过啊，罪过！”

提倡放生的人士，我们不要再盲目地“放生”了，尤其是“法师”或“活佛”们要好生地反省，并学会观察因缘，离开缘起法，极易落入外道见地的，不可不谨慎。

同时，放生的仪式（即为被救者举行适宜的加持仪式或法会），重在“适宜”二字，以简短、能接受为要。不同的生物放生时，要注意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不妨分类探讨一番。

1、鱼龟类放生

第一是鱼龟类，这是市场放生最大量的、最普遍的。鱼、龟类均有淡水、海水之分，也有野生与养殖之别，要注意其继续生存所能适应的水体环境和食性要求。

淡水鱼类包括鱼、虾、蟹、龟、鳖等，得放入江河的淡水河段、或湖泊、或寺宇的放生池，海龟、海生物则得放回大海。这应该是普及的常识，但却已发生多起这一常识性的错误。

比较典型的，据说是一慈父为救子命而放生，300万元的金钱龟却因此葬身大海。或许因为救子心切，数量又大，就想到大海而忽略了金钱龟是否能适应生存，更不会想到金钱龟会在怎样的痛苦挣扎中死去。

（1）、野生的淡水鱼类及养殖的鳢鱼、草鱼、青鱼、鲫鱼、鲤鱼、鲶鱼等觅食性强的鱼类可放入淡水江河湖泊之中。

（2）、田螺、黄鳝和泥鳅不宜在沙滩广大的水域，而应放入泥性河底的淡水江河或湖泊。

（3）、养殖性淡水虾类、蟹类、鳖类及河鳗可放入无污染的溪流和一、二类水质的河流湖泊。

（4）、觅食性弱的、红鲤鱼金鱼等养殖鱼类，应放入有人饲养的放生池等水域。

（5）、海龟、海生物则得放回大海。

山龟得放入深山，不可放入水池、尤其是陡坎深水池。

本地淡水龟应放生到有沙滩的江河洲渚上，或寺宇中有沙渚的大放生池里。

如放生池里龟类过多，可与龟类保护机构联系，或联系善行信众、有条件养护的家庭登记领养。

（6）、若一时难以辨别龟的类别和生理习性等，不要急于放出，一边好生养护，一边寻求相关慈善机构的帮助。

（7）、危害性鱼龟类，如巴西龟、鲶鱼、黑鳢鱼等等不可放入放生池等封闭性水体，以免伤害其它鱼类。尤其是巴西龟只能善心家庭收养，不可放入江河湖泊，以免为害江湖。

2、鸡、鸭、蛇、鸟、蛙类放生

（1）、青蛙属两栖动物，是农作物的保护神，农村应该禁止捕杀青蛙。由于它们已不能长时间在水下生存，不可放入大江、大河，放回田野是最好的归宿，但要注意放归的地方是否在此前大面积使用过农药。最好与欢迎青蛙、保护青蛙的农场联系放养。

（2）、觅食性强的野生鸟类可放归山野，笼养的观赏鸟不可放入山野，否则会因它们不会觅食而饥渴死亡。

（3）、肉鸽等养殖鸟类也要谨慎对待，要给予在适宜环境中适应的时间，并得继续养护。

（4）、蛇类不可放置在人类或其它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尤其是瞋心较强的毒蛇，以野外深山人迹罕见为宜。

（5）、鸡鸭等养殖家禽，以善行家庭收养为宜，不可放于野外。

3、牛、羊、猪、狗、猫等放生

（1）、牛、羊、猪等均为养殖性、供肉食的大动物，救下之后要给予好生养护，直至老死。

（2）、狗、猫则为宠养性动物，能遇见的往往是被遗弃的流浪者，那种悲惨的境况实在令人悲悯。被宠消福，宠福消尽、苦境现前。被救助时往往非伤、即残，救助后要先给予治疗，改善后应鼓励善信领养。

4、野猪等野生哺乳动物放生

野生哺乳动物能得遇相救者，往往以受伤致残，不可急于使用“破伤风”等针剂，因非当天致残，否则反而会令其中毒死亡。若有骨折，关键时尽快将其送至野外山林、多杂草灌木的地方，用树白皮给予复原包扎，让其躺于活血小灌木下自己食用树叶而康复。

此外，还要注意的是“放生与宠养”的关系问题。放生是出于慈悲，在慈悲心之中可以领养上述应由善信人士领养的动物。“宠养”则要避免贪爱，一旦有贪爱之心，则易种下所养动物之因，不可不知、不可不防。

要平等地对待一切生命，并尊重、珍惜不同生物的生命表现形式和生存方式；一旦遇到或发现其生命受到威胁、面临危险时，则应尽力救助，使其远离伤害。尤其是某些破坏性动物，如老鼠，在其生命没有受到危险的伤害时，不必去招惹它；当它开展破坏行为时，则要阻止它。

整治随意放生不能限于事后惩罚

盲目放生不仅不是善行，反而是杀生。有必要按照各地生态情况分出不同区域，分级建立起不同强度的，包括事先预防或批准、事中制止、事后全面追责的全方位制度体系。

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其中明确提出：任何单位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传统上的放生实为内心慈悲的不经意外现。而当下的“放生者”，多数时候有着功利之心，诸如为了家人疾病得以康复、求官求财等等，听信了所谓“大师”的蛊惑。

按照“大师”的说法，放生得“足量”，才能体现“心诚”，有需求就有市场，这就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今年4月央视就曾揭露出因放生滋生出的候鸟捕猎地下产业链条。其实，相关灰色行当早就大行其道。

这种强求来的放生，同时还很可能因为破坏生态，给动植物造成毁灭性灾难。可见，盲目放生不仅不是善行，反而是对社会有害无益的杀生，须得到法律应有的规束。

本次草案规定，乱放生若是造成损害，则须承担法律责任。不得不说，本次修改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法律重申作用，但单就这项修改而言，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并无实质创新。即便在目前法律体系中，只要有人放生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也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追究其相应责任。须指出，正在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增加了“修复生态环境”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放生者将来或将承担修复生态环境的责任。

作为特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既然要修改，就有必要解决其他法律尚未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时进行自我完善。整治随意放生不能限于后果已然产生后的事后惩罚，对此，当前法律确实存在空白。

如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破坏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以罚款。”

可是，对于何为“违反本法”却并没有具体规定。有必要将乱放生行为纳入该条的调整范围。

此外，在相关重点区域放生，就应当采取严格前置审批程序；未经审批或超出审批放生，就应视为破坏行为，将受到惩罚；若是产生严重后果，则应承担更严厉惩罚；为违法放生提供帮助的则须认定为共同违法。

当然，整治乱放生也无须无限极端化，并非所有区域都需要比照重点区域保护。因此，有必要按照各地生态情况区分出不同区域，分级建立起不同强度的，包括事先预防或批准、事中制止、事后全面追责的全方位制度体系。如此才是法律修改的应有担当。

标签：